李鼎铭先生是著名的开明士绅。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三三制”政权,与共产党精诚合作,共同抗日,建设边区,争取全国解放,是爱国民主的典范。
我有幸给他当过一段秘书。那是1942、1943年的事。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隆重召开,李鼎铭先生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李先生任副主席后,即向边区政府领导人提出,希望共产党给他派一位秘书,并表示可从选举工作团正副团长中任选一名。当时,我是绥德、米脂两县选举工作团副团长,于是组织上就派我去给他当秘书,从1941年12月起,工作了近一年半的时间。现在回顾这段历史,简单谈谈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
李鼎铭先生自己说:政治上他原本是中间偏右的。他做过国民党米脂县政府的官,担任过一个区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早先他认为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是不对的。后经过长期的观察、比较,经过他二儿子、老共产党员李立果同志做工作,经过他自己读书思考、研究,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是真理。对共产党路线、政策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有两件事使他感触最深:一是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当张、杨二将军抓了蒋介石后,李先生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杀掉蒋介石,但后来蒋介石被释放了,这使李先生感到十分意外,甚至迷惑不解,直到看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释放蒋介石的讲话后才得到回答。他认为共产党胸怀坦荡,以民族大局为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所以才能置党派的恩怨于不顾。他从心里佩服共产党的大公无私,英明远见。从此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转变。
第二件事就是1941年在边区参议会开幕式上聆听毛主席的演说。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并指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永远不变的”。李先生第一次聆听毛主席演说,内心非常激动。特别是关于“两头小中间大,共产党永远是少数,永远要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道理和政策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在回绥德、米脂时的各界欢迎大会上,和与当地士绅们座谈会上,都畅谈在参议会上听到毛主席讲演的感受,他把毛主席提到的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比作梭形社会,又把“三三制”生动地比作和“大肚”团结的政策,并说我也是“大肚”阶层的人。共产党要长期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他深信不疑,他衷心地拥护中国共产党。
李鼎铭先生很有思想,有胆识,有独到的见解。他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41年和1942年,我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如何渡过难关,克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是当时我们党和政府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李鼎铭先生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主动同几位参议员商量酝酿,毅然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这个提案的总的原则是: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官僚主义。党中央和毛主席特别重视这一提案,毛主席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同时还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经中央研究决定,向全党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从此,精兵简政就在各抗日根据地包括党政军机关学校团体中普遍实行起来,成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
由于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少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李鼎铭先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
精兵简政政策不仅在战争年代起过重要的作用,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李鼎铭先生工作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凡是要他主持的会议,事先他都要把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弄得清清楚楚,以便心中有数;要他签发的文件,他也仔细审阅,字斟句酌,决不应付差事。
实行“三三制”,开始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一套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制度。有一段时间,把李鼎铭先生当客人看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而他自己对是否有职有权,则非常重视。那段时间他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总是很少发言。有时林伯渠主席问:“李鼎老有什么意见?”他总答说:“我不懂,我没意见”;有时请他批发文件,他不画行。边区政府秘书长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和林伯渠主席发现这种情况后进行研究,决定由罗迈同志主动去找李副主席开诚布公地谈谈心,征求意见。一天晚上,罗迈同志专去看望李副主席,开门见山地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李先生问:“为什么?”罗迈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不画行,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这样一来,把李副主席积蓄已久的意见勾了出来。他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是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给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画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罗迈同志向他作了自我批评,并表示要向林伯渠主席和党组汇报,采取切实措施,改进工作。后来确实制定了一套制度,保证同党外人士精诚合作,民主相处,保证他们有职有权。这样做,李鼎铭先生很高兴,态度完全变了,不作客人而作主人了。
李先生博学多才,精通医术。自青年时起就钻研医学,早已成为米脂县人所共知的名医。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除忙于政务外,还给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看病。记得他曾给毛主席、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王明看过病。谢老还写诗称颂他:“乐山乐水清如此,名相名医道自尊”。当时延安中西医矛盾十分尖锐,人们对中西医的看法也有争议。毛主席就此询问李副主席的看法和意见,李先生十分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肯定李先生的意见,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在毛主席的支持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等组织。李鼎铭还亲自举办中医训练班。他极力主张公开秘方,由政府汇集付印,分发各地采用,使祖传秘方为广大群众服务。他以身作则,首先将数十年积累之行医经验,以及全部医药良方都贡献出来。他还指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李鼎铭先生身体力行,对边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李鼎铭先生是一位可敬可信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作出来了杰出的贡献。在学习贯彻中共15大精神的今天,我们缅怀李鼎铭先生,对在新时期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是很有现实意义的。